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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有光指出，即使非资本收入的储蓄，大于资本收入的消费，而使资本总量的增加率大于r，而在r>g的条件下也大于g，如果考虑了资本回报率可能随着资本累积而下降，r>g依然不能确保资本份额的增加。皮凯蒂“新资本论”的中心要点是不正确的，他认为皮凯蒂的“新资本论”的要点很简单。他聚焦于资本或财富（包括土地、工厂、机器、知识产权资本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并认为这比例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加，并增加到接近于1，即几乎所有收入都给资本家拿去。这惊人的结论的推论很简单。为了叙述方便，把资本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简称为“资本份额”。这比例全等于资本的回报率乘以资本（总值）与产出之比例。这个简单的恒等式，就是皮凯蒂新资本论的基础。当然，一个恒等式不能是什么理论，但皮凯蒂认为只需要加上一些简单的东西，就能够得出惊人的结论。

    黄有光强调，其实，资本累积使非资本的生产要素或劳动的生产力提高，这应该是19至20世纪中期收入分配大量平均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重要性没有被皮凯蒂足够重视。市场经济的前途，没有他所论述的这么悲观。黄有光认为，虽然皮凯蒂的主要论点是基于一个逻辑错误，但这几十年来，许多国家的收入分配大量不平均化，却是事实。

    五、《21世纪资本论》的现实启示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说：“因《21世纪资本论》红火的皮凯蒂要来中国了，相信他在中国会受到比在美国更大的关注。但是我希望并建议中国的社会学家能参与对他的著作的讨论，因为这本书其实是社会学而不是经济学的著作。他是用社会学家的视野和思维方式来理解经济现象，与经济学的解释有根本不同。当然了，马克思也是。”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平说，对西方体制的近距离观察，可以找到破解皮凯蒂困境的中国机遇：

    第一，国际竞争是制约美国模式的主要武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冻结中国存在美国银行的资金，迫使苏东国家把美元资金存在西欧银行，形成欧洲美元市场，在1960年代有效制约了美国自利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降息如果低于欧洲美元的利息，美国资本出逃，而非增加在美国的投资。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无法刺激美国的投资和就业，因为美国资本看好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市场，对奥巴马政府的改革能力失去信心。中国已经开始和主要贸易伙伴发展货币互换协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上海建立亚洲美元国债市场，有可能突破美元和美债的世界霸权。

    第二，中国可能比西方率先找到高速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改变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美国和中国从每月的工资收入中扣除所得税和福利税并不困难，但是要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阻力重重。类似的，中国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私有化后，不但工业化引发的地价高涨改变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财富和权力分配，也使台湾基础建设的征地困难重重，使台湾经济的停滞积重难返。相比之下，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中国大陆，在基础建设上突飞猛进。可见中国产权的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远胜于西方和东亚的土地私有制。如果注意到资本的超额收益，源于市场份额提成，而非劳动时间付酬，则在中国用税收和社会奖励等多种方法缩小贫富差距，又不打击创新者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下，是可能做到的。

    皮凯蒂认为，中国需要对遗产继承和捐献实行累进税，并对资产征收年度累进税：“未来数十年里中国人的遗产继承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就是说那些只有一份工作的人——尤其是农村打工者——会非常难以取得城市资产。在这种条件下，对巨额遗产继承进行征税是合理的，以减轻工薪族的纳税负担。”

    他还认为，中国可以凭借强有力的中央统一领导体制和高层领导者的反腐和促进公益的决心贯彻累进税制。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自序中写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了累进税制，从某些方面来看与大部分发达国家自20世纪初实行的税制相似，但存在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制度不太透明，尤其税务部门仍旧不定期公布详细的税收数据，以反映不同收入等级、水平和类别每年的变化。这基本上解释了为什么很难测算出中国收入差距的演变，为什么官方数据（基于有限的家庭抽样调查和收入自动申报）总会低估财富不平等水平，特别是分配制度顶层的不平等（只有依据详尽和强制性的税收数据才能准确测算）。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收益的社会分配情况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