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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指出，出于同样的考虑，或许也可以对房地产及金融资产（除去负债后的净额）征收年度税，增加资产的流动性。在此必须强调，这样的税制会增强资本分配（尤其是分配顶层）的公共透明度。税务部门可每年公布100万—500万元、500万—1000万元、1000万—5000万元、5000万—1亿元、1亿元以上（以此类推）各个等级的数目及金额的变化，年收入也如此。如此一来，每个人都可以了解国内的财富分配变化情况，并思考应采取何种政策改变其发展趋势。

    对于目前中国政府的反腐行动，皮凯蒂认为把反腐作为当前要务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若以为腐败是导致极为不公的财富不平等和财富过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过于简单了。其实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分配过程本身就具有使财富集中且往往过度集中的强大推动力。”

    他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两者之差导致初始资本之间的差距一直延续下去（资本持有者只需将资本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将大部分用于再投资），并且可能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蔡万焕谈到《21世纪资本论》风靡西方现象时，也谈到了这种现象给出的几点启示：

    第一，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并仍未走出泥潭，而贫富差距正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第二，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贫富差距是随着经济发展自然而然出现、并随着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逐渐缩小并最终消失？还是某一特定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从而是无法根治的痼疾？库兹涅茨认为，贫富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这一趋势被总结为“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并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圭臬。但皮凯蒂通过大量数据推翻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并证明：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摆脱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第三，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劳资矛盾。贫富差距的根源在哪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生产关系”的核心就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此，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关系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表现。

    第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皮凯蒂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认为对贫富差距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是否占有资本。皮凯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结论却与马克思不谋而合，皮凯蒂的书名也有意引用了马克思的著作。实际上，最近一轮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和批判的深刻性，人们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资本论》曾一度脱销，西方一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肯定了马克思的理论。

    第五，解决收入差距必须把握劳动与资本这一关键环节，注重财产调节。既然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占有资本，而不平等问题日益严峻，皮凯蒂开出的药方就是向资本性收入征收高额累进税。这个药方有效吗？我们只要看一看最新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主要国家的应对措施便能找到答案。

    第六，中国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具有制度优势。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具有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制度优势。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下，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指出，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是一个永恒话题。《论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孔子之后的2000余年，从诗人、词作家、小说家到思想家，关于贫富差距的论述数不胜数，但都是基于生活中的局部观察、感悟而发，不是基于系统的长时段大样本数据，更不是基于严谨的量化分析。皮凯蒂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就试图克服过去的缺陷，应用量化历史研究范式，通过收集自18世纪以来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家庭与个人财富资料，对多国跨两个多世纪的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图景进行翔实分析和解读，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到了人类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的变迁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