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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们必须看到，皮凯蒂教授研究的两个多世纪中，财富分配问题的持续恶化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段：19世纪后半期到1913年（第一轮全球化）和1980年至今的30余年（第二轮全球化）。这两轮全球化不仅都经历了市场地理范围的大规模拓展，而且也都经历了改变人类的技术革命。既然这样，皮凯蒂教授对世界贫富差距会失控恶化的担心是否是多余的？正如库兹涅茨所阐述的，贫富差距的短期恶化或许是特殊发展期的特殊现象。

    陈志武认为，对于人类来说，财富分配、甚至收入分配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更为关键的是消费分配，因为不管是经济学理论还是现实中，每个人的幸福或效用直接取决于消费，而不是货币收入和财富本身。如果消费分配不很极端而是比较平衡，那么，即使财富分配过度集中，也不会那么糟糕。道理在于：一个人不会因为他是亿万富翁而每天吃100顿饭或者大热天穿100件衣服，吃多了会发胖，穿多了会过于麻烦、也太热。他1986年刚到美国时，感受最深的事情之一是：在那里，你很难根据一个人的穿着和吃的东西判断他的财富水平，因为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有钱买到差不多的基本生活品。所以，对于现代社会，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并且低收入人群也能有体面生活，其他差距不一定只是坏事。

    他强调，人类不断地货币化与金融化，把消费分配跟收入与财富分配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使这三者不再是一回事，也使得财富差距拉大了。从皮凯蒂、斯蒂格利茨到其他学者，都认为改变资本制度是纠正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而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财富分配上。一个事实是：上帝创造的人并非人人天赋平等。我们可能都希望自己像姚明那样打篮球、像爱因斯坦那样搞科学、像比尔盖茨那样做软件，但自己的天赋如何已经是既成现实，无法改变。既然天赋能力各异，那么，应该怎样设计制度，才能把少数天才对人类贡献的最大潜力发挥出来，推动人类进步呢？很显然，如果制度的目的是人人收入平等，没有几个天才会有激发力。当然，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几个天才是出于制度的激励发力的呢？收入的平等并不指收入平均。

    有学者指出，看到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我们会本能地想到要通过制度调整，去强行“纠正”收入分配，而忘记在现代经济体里最为根本的是消费分配，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财富分配结构。在这个层面，我们或许能清晰看到：19世纪以来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国家不是法国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而是在财富分配更不平等的美国。这一状况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第一，定位于人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第二，为不幸运者提供底线社会保障，确保每个人能够享有体面生活；第三，通过更加自由的货币化、金融化，给能者提供最大化发挥潜力的正面激励。只要能做到这些，成功者实现的合法收入再高，我们都应该为他们庆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