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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古代贵族多世官，大率自大夫以上。士以下，则出于乡举里选。《周官》所载三年大比，乡兴贤能之法是也。其后贵族腐败，则代之以游士。古代正式军队唯国都附近之人为之，其后战争之规模日大，所须之人数愈多，遂将仅守卫本地方之人亦调上前线。此二事，为战国之世政事变迁之最大者。

（八）古无所谓法律，约制其群者，只有习惯而已。此即所谓礼也。法之起，盖起于执政者之命令，今亦然。法令非如习惯为人人之所知，故戒不教而诛。又古所谓刑者，义与后世异，专指用兵器伤害人体使丧失生命，死亦特称为大刑，或受不可恢复之创伤者言之，其拘禁、罚作苦工、剥夺名誉等，不称为刑，《周礼》司徒属官所用惩罚止于此等，如欲以兵器伤害其身体则必归于士。士亦曰士师，士本称战士，士师者，士之长，在周官属于司寇，盖本所以待异族若内奸者也。其后“刑”字之义渐变，则称残害身体者为肉刑，因肉刑本不施于凡人，故儒家有古者象刑之说。

（九）社会伦理可考者，大抵系周代情形。自殷以前则颇模糊。周代宗法最为发达，其制有国家者奉其先为始祖，始祖之嫡长子继体为君，其众子皆别为宗，是为大宗。宗子即为其宗之祖。大宗宗子之嫡长子，世世继为大宗宗子。其众子则别为小宗。凡小宗宗子皆可统治其五服以内之人，而五服以内之人，亦得受其救恤，服尽则无豫焉。若大宗宗子，则同出一祖之人，永得受其救恤，亦当受其统治。故其组织甚为严整悠久，周人之所以竞争而获胜利，其以此欤。古者宗与族异，族如今文家所言之九族：（1）父系五服之内，（2）父之姊妹及其子，（3）身之姊妹及其子，（4）女之子及其子，（5）母之父姓，（6）母之母姓，（7）母之姊妹及其子，（8）妻之父母姓合为一族，（9）妻之姊妹。专以亲情言之，其横的范围固较宗法为广，纵的范围，则不如宗法之久，又不必皆同一地，故其所团结或转不如宗法之广也。古所谓姓，即今社会学家所谓民族者，其所包人口盖甚多。逮耕作之法渐精，则氏族析而为家族。所谓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五口八口之家是也。一家之中父权颇大，父死则兄为之继。贵族有妾媵。妾者，家中执事之女子，得接于其主人者。媵则妻之送嫁之女子也。平民大抵行一夫一妻之制，然平民外淫当较易于贵族，贵族则淫乱于家者多，外淫者转少也。社会伦理曰君臣，曰朋友，臣盖受豢于君而服事之，武士则为之效死，且保护其家族，效忠于其后嗣。君臣初义不过如此，其后进步乃以尽心力于一人一家者为小臣；以保社稷安人民为务者为大臣焉。臣之当忠于其君，纯以初尝受豢焉，为其私人，感其恩意之故。若民之于君，本无恩意。君能执行公务则戴之，不能则义可驱逐之。后世未仕之野人，亦有闻君死而殉之者，则误合臣民之义为一矣。朋友可通财，可相为死，其结合极亲密，非如流俗概称所知为朋友也。（古称所知若今言相识。）古人风义刚劲，又俗重长老，故孝悌亦为伦理重要条目。

（十）文字始于拟势，继以图画符号，本与语言并行，而非所以代表语言。其后进步，乃专以语言表意而又以文字代表语言焉。中国字书存于今最古者为许慎《说文解字》，其书以秦时小篆为主。在小篆以前，见于《史籀篇》者，（《史籀篇》亦字书之名。）谓之籀文，亦曰大篆。又出于大篆之外者，则为古文。古文之条例，间有不可知者，则曰奇字。文字之条例凡六：曰象形、曰指事、曰会意、曰形声、曰转注、日假借。象形如“日”“月”，盖最初之字。指事者，古事物通训如“上”“下”二字，二字在一画之上为上，在一画之下为下。会意者，合二字之意以成一字，如人言为“信”，止戈为“武”。形声如“江”从水工，“河”从水可，亦合二字成一字而一取其声，一取其义。转注者，一语衍为多语，字亦随之而增。许举“考”“老”二字为例，如“枯”之于“古”，“巅”之于“夷”，亦皆此例。其义异而未造两字者，则文字学家所谓引申，如马行迟为“笃”，行迟则马足之着地必实，因以为笃实之称是也。假借者，音同义异，则合用一字，或虽有两字，亦废其一而存其一。此可以省识字之烦，不然则单字之数将至不胜其多矣。六书盖文字学家研究文字条例者所立之说。其说虽粗，然亦大致可用。故数千年来只有为之弥缝补苴，而无推翻之别立新说者也。（欲知中国文字条例，拙撰《字例略说》可以参证，商务印书馆本。）文字之始，本非所以代表语言，而剖析语言求其音素制为字母，然后切合之以成字。则其理非初造字时所知。文字前后相承，不易彻底更易，故文字取诸他族者，可以成为拼音字；出于本族者，则不能也。书写之法则渐趋简易，故篆易而为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