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营……承平日久,发兵剿贼,辄沿途雇充。将领利月饷,游民利剽敚,归营则本军复充伍。(《明史》卷二五二《吴甡传》
积弊之极,京军仅存空名。可是,相反地,军官却与日俱增,越后越多。洪武二十五年京军军官的总数是二千七百四十七员,六十几年后,到景泰七年(1456)突增三万余员,较原额加了十一倍[26]。再过十几年,到成化五年(1496)又增加到八万余员,较原额增加了三十倍(《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正德时嬖佞以传奉得官,琐滥最甚。世宗即位,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至十四万八千七百人。岁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明史》卷一九〇《杨廷和传》)。不久又汰去京卫及亲军冗员三千二百人(《明史》卷一九六《夏言传》)。虽然经过这两次大刀阔斧的裁汰,可是不久又继续增加:“边功升授,勋贵传请,曹局添设,大臣恩荫,加以厂卫监局勇士匠人之属,岁增月益,不可悉举”(《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到万历时,神宗倦于政事,大小臣僚多缺而不补,可是武职仍达八万二千余员。到天启时魏忠贤乱政,武职之滥,打破了历朝的纪录,连当时人也说:“不知又增几倍?”[27]军日减而官日增,军减而粮仍旧额,国家负担并不减轻,官增则冗费愈多,国库愈匮。并且养的是不能战的军,添的也是不能战的官。到崇祯末年,内外交逼,虽想整顿,也来不及了。
从京军军伍的减削情形看,明初到正统可说是京军的全盛时期。土木变后,经过于谦一番整顿,军力稍强,可是额数已大减于旧,可说是京军的衰落时期。从成化到明末,则如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是京军的崩溃时期。在全盛时期,明成祖和宣宗六次打蒙古,三次打安南,京军是全军中最精锐的一部分。在衰落时期,军数虽少,还能打仗。到成化以后,京军虽仍四出征讨,却已没有作战能力了。《明史》卷一八〇《曹璘传》说:
弘治元年(1488)言:诸边有警,辄命京军北征。此辈骄惰久,不足用。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师之费赏边军。
《刘健传》也说:
弘治十七年复,小王子谋犯大同,帝召见阁臣,健请简京营大帅,因言京军怯不任战,请自今罢其役作以养锐气。(《明史》卷一八一)
同时的倪岳则说京军之出,反使边军丧气,他说:
京营素号冗怯。留镇京师,犹恐未壮根本。顾乃轻于出御,用亵天威。临阵辄奔,反隳边军之功,为敌人所侮。(《明史》卷一八三《倪岳传》)
这时离开国不过一百四十年,京军已以冗怯著称,政府中人异口同声地以为不可用了。
四 卫军的废弛
京外卫所军的废弛情形也和京军一样。
明代军士的生活,我们可用明太祖的话来说明,他说:
那小军每一个月只关得一担儿仓米。若是丈夫每不在家里,他妇人家自去关呵,除了几升做脚钱,那害人的仓官又斛面上打减了几升。待到家里(音伐)过来呵,止有七、八斗儿米,他全家儿大大小小要饭吃,要衣裳穿,他那里再得闲钱与人。(《大诰》武臣科敛害军第九)
正军衣着虽由官库支给,家属的却须自己制备。一石米在人口多的家庭,连吃饭也还不够,如何还能顾到衣服!《明史》卷一八五《黄绂传》:
成化二十二年巡抚延绥,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亟预给三月饷,亲为抚循。
黄绂所见的是卫军的普遍情形,延绥士卒的遭遇却是一个难得的例外。甚至病无医药,死无棺殓,《明史》卷一六〇《张鹏传》:
鹏景泰二年进士。……出按大同、宣府,奏:“两镇军士敝衣菲食,病无药,死无棺。乞官给医药棺槥,设义冢,俾飨厉祭。死者蒙恩,则生者劝。”帝立报可,且命诸边概行之。
经过张鹏的提议,才由官给医药棺槥,却仍只限于诸边,内地的不能享受这权利。卫军生活如此,再加以上官的剥削和虐待,假如有办法,他们是会不顾一切,秘密逃亡的。
除从征和归附的军士以外,谪发和垛集军是强逼从军的。他们被威令所逼,离开所习惯的土地和家族,到一个辽远的陌生的环境中去,替统治阶级服务。一代一代地下去,子子孙孙永远继承这同一的命运和生活。大部分的军士发生逃亡的现象,特别是谪发的逃亡最多。万历时章潢说:
国初卫军藉充垛集,大县至数千名,分发天下卫所,多至百余卫,数千里之远者。近来东南充军亦发西北,西北充军亦多发东南。然四方风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湿。逃亡故绝,莫不由斯。道里既远,勾解遂难。(章潢《图书编》卷一一七)
黑ICP备54866414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