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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论高甲人及叶祖洽，曰：“此人本无才能，但时方尊尚介甫之学，祖洽多用其说，且因而推尊之，故作第一人。按编年，上好读孟子，人未知之。时廷试进士，始用策，叶祖洽乡人黄履在禁从，因以告之。祖洽试策皆援引孟子，故称旨，擢为第一。然其人品凡下，又不敢望新进用事之人，提拔不起，当时不甚擢用。元佑固是无缘用他，及至绍圣间，复行‘绍述’之说，依旧在闲处，无聊之甚，遂自诡以为熙丰旧人，知熙丰事为详。又谓：‘赵挺之亦熙丰旧人，尝荐臣。今蒙擢在言路，乞召问之。’士大夫贪得患失，固无所不至，然未有若祖洽之甚者。”或谓：“此等人亦缘科第高，要做官职，牵引得如此。”曰：“只是自家无志。若是有志底，自然牵引它不得。盖他气力大，如大鱼相似，看是甚网，都迸裂出去。才被这些子引动，便是元无气力底人。如张子韶汪圣锡王龟龄一样底人，如何牵得他！”儒用。
庄仲问：“本朝名公，有说得好者，于行上全不相应，是如何？”曰：“有一等人能谈仁义之道，做事处却乖。此与鬼念大悲咒一般，更无奈何他处。”又曰：“只是知得不明之故。笔谈言士人们做文字，问即不会，用则不错者，皆是也。岂可便以言取人！然亦不可以人废言，说得好处，须还他好始得。如孟子取阳虎之言，但其用意别耳。”友仁。
“学中策问，苏程之学，二家常时自相排斥，苏氏以程氏为奸，程氏以苏氏为纵横。以某观之，只有荆公修仁宗实录，言老苏之书，大抵皆纵横者流，程子未尝言也。如遗书‘贤良’一段，继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说，却恐是说他。坡公在黄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说，恐指此而言。”道夫问：“坡公苦与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诋訾。”道夫曰：“坡公气节有余，然过处亦自此来。”曰：“固是。”又云：“老苏辨奸，初间只是私意如此。后来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说。然荆公气习，自是一个要遗形骸、离世俗底模样，吃物不知饥饱。尝记一书，载公于饮食绝无所嗜，惟近者必尽。左右疑其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于远，则不食矣，往往于食未尝知味也。至如食钓饵，当时以为诈，其实自不知了。近世吕伯恭亦然，面垢身污，似所不恤，饮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奸以此等为奸，恐不然也。老苏之出，当时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为然，故其父子皆切齿之。然老苏诗云：‘老态尽从愁里过，壮心偏傍醉中来。’如此无所守，岂不为他荆公所笑！如上韩公书求官职，如此所为，又岂不为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着述，当时使得尽行所学，则事亦未可知。从其游者，皆一时轻薄辈，无少行检，就中如秦少游，则其最也。诸公见他说得去，更不契勘。当时若使尽聚朝廷之上，则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为无稽，游从者从而和之，岂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许多败坏之事未出。兼是后来群小用事，又费力似他，故觉得他个好。”道夫。以下三苏及门人。
或问：“东坡若与明道同朝，能从顺否？”曰：“这也未见得。明道终是和粹，不甚严厉。东坡称濂溪，只是在他前，不与同时同事。”因说：“当时诸公之争，看当时如此，不当论相容与不相容。只看是因甚么不同，各家所争是争个甚么。东坡与荆公固是争新法。东坡与伊川是争个甚么？只看这处，曲直自显然可见，何用别商量？只看东坡所记云：‘几时得与他打破这“敬”字！’看这说话，只要奋手捋臂，放意肆志，无所不为，便是。只看这处，是非曲直自易见。论来若说争，只争个是非。若是，虽斩首穴胸，亦有所不顾；若不是，虽日食万钱，日迁九官，亦只是不是。看来别无道理，只有个是非。若不理会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若见得是非，方做得人。这个是处，便是人立脚底地盘。向前去，虽然更有里面子细处，要知大原头只在这里。且要理会这个教明白，始得。这个是处，便即是道，便是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万物万事之所以流行，只是这个。做得是，便合道理；才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谓学问，也只在这里。所以大学要先格物、致知。一件物事，固当十分好；若有七分好，二分不好，也要分明。这个道理，直是要分明，细入于毫发，更无些子夹杂。”又云：“东坡如此做人，到少间便都排废了许多端人正士，却一齐引许多不律底人来。如秦黄虽是向上，也只是不律。因举鲁直饮食帖。东坡虽然疏阔，却无毒。子由不做声，却险。少游文字煞弱，都不及众人，得与诸苏并称，是如何？子由初上书，煞有变法意。只当是时非独荆公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贺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