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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长安三万里》，以高适、李白为两条对立的线索，穿插了杜甫、王维等盛唐诗人。高适的人间之路，与李白的仙人之道正相对应。影片结尾，高适大破吐蕃建功立业，而李白投机永王身陷囹圄，影片的褒贬取向一目了然。虽然结尾借高适和侍从的对话，肯定诗人们为黄鹤楼、长安城所写的诗，高于物质的楼与城，作了退两步、进一步式的调和。

回家翻了翻周勋初的《高适年谱》，发现高、李、杜三人的人生差异，远比电影中所展现的小，从中看不出人间路与仙人道的对应。当然电影是虚构的艺术，并不影响，这里无关好与坏。

高适比李白、王维大一岁，比杜甫大十二岁。高、李、杜三人，在开元、天宝年间的生活相去不远，同样四处游历，争取达官的援引，但都同样的不得志，生活时常陷入困窘。略有差别的是，高适确实去过东北边陲，亲历边塞军中生活，对军中士卒的遭遇有所了解，实际经历比之李、杜丰富一些。

753年（天宝十二年），高适远赴河西，入哥舒翰幕府。次年得到哥舒翰的赏识，成为掌书记，以文职在军中有了容身之地。高适与哥舒翰颇为相得，作诗吹捧哥舒翰，还一起接受了密宗的灌顶。一直到此时，高适、李白、杜甫的人生分水岭还没出现。此时高适已55岁，仕途有好转但也难言得意。

两年后安史之乱爆发，东北边防军的叛乱只能靠西北边防军来平定，河西陇右军人的地位明显水涨船高。高适随哥舒翰守潼关失利后，回到了长安。此时唐皇室仓皇丢弃了长安，玄宗西逃，肃宗在灵武继位。高适谒见的玄宗，面陈形势。杜甫投奔肃宗，成为了右拾遗，一个很清贵的小官。肃宗和玄宗父子的对立，埋下了巨大的政治隐患，按照后见之明，肃宗的灵武朝廷最终获胜，玄宗自身未来也将失去自由。显然是投奔肃宗的杜甫更有希望。

但有意思的转变发生了，当玄宗试图用永王出镇来分肃宗之权时，高适表示反对，获得了肃宗的欣赏，当年十二月擢升为淮南节度使，讨伐永王。而灵武朝廷的谏官杜甫，因为上疏救房琯，忤逆了肃宗的旨意，被贬官外出，他的仕途希望也到此终结了。这是高适、杜甫的分水岭。

永王出镇，李白参与了永王之乱。前来讨伐的高适尚未出兵，永王就兵败了，李白因此下狱，高适似乎并未伸出援手。后来高适转任彭州、蜀州刺史，被贬的杜甫此时也来到了四川。两人多有唱和，高适曾前往杜甫的草堂作客。杜甫在四川生活，得到了高适的诸多帮助。

763年（宝应元年），高适出任剑南两川节度使。吐蕃进攻唐朝，蜀地是战场侧翼，结果高适大败，西山诸州陷落，杜甫《王命》诗云，“汉北豺狼满，巴西道路难。血埋诸将甲，骨断使臣鞍”，说的就是其诗。史书评价高适，“言浮其术”，最后以文人习气盖棺定论。此后，高适虽然官位很高，但政治军事上再无表现。

高适一生六十六岁，比李、杜稍长寿几岁，三个人人生前80%的轨迹高度重合。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几近倾覆，三人的政治分水岭由此展开。最终高适得意上升，李白身陷囹圄，杜甫流离蜀中，这当然有三人政治嗅觉与能力的区别，但也充满了命运的偶然，所处位置、所结君上同僚，以及运气。如果只看《年谱》，好像人间之路与仙人之道的差别，并没有那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