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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读了《杜甫的五城》，副标题叫“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这位唐史学者，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赖瑞和教授。赖教授在“人生旅程一半”之际（1990年前后），决意循着史料与论文，将对照了半辈子的唐朝疆域版图，化为后现代绿皮火车之旅上，一个个行脚处。千年既过，大明宫与唐陵一道作古。眼见为实，落得只有个“眼见”。哪怕眼见所得为“不实”，也是求实、结果的一种“实”。

赖教授从广州检票上火车，开口就问列车员，是到长安的吗。后来行程，还是多次把西安，口误为长安。原因多半，是同历史打交道太久，还有现实生活，远离大陆的缘故。今日的西安，就是改朝换代，一再缩水的长安。

长安引发旅人的乡愁，唐诗的风雨雪，覆盖了国人的童年，加持了记忆。童年一过，除了偶尔吟诵佳句名篇，寻常人不再有机会，频繁接触到唐诗。直到他们指导下一代，继续背起来唐诗。后来互联网，出现了一个名为“唐诗地图”的网站，追随诗人的人生步履，我才对唐诗，又有另一个直观的全景视角，不再以年长速朽的记忆力为衡量。再是读到了《通天之路》，我才发觉，人人会背李白，不等于大家都了解李白——哪怕是一个常识意义上的，生活在开元天宝，大唐盛世的李白。

得此背景前提，哪怕你看的《长安三万里》场次，出现小朋友小学生全场全程背唐诗，它依然是一部成人向的动画片。当然，成人向的动画片，小孩子也可以看。但我就会认为，一个35岁的观众，会比18岁的观众看《灌篮高手》剧场版，更多出许多人生感慨。更不必说，再对比8岁孩童，懵懵懂懂。过往十年，暑期档的动画片，大半是怪力乱神，西游改编，口号娱乐。《长安三万里》虽有一些加工杜撰，移花接木的改编戏作，但它呈现出来的严肃主题，是借高适向程公公，坦言与李白相识之人生前史，人生朝露，诗歌千秋，李龟年、岑夫子、丹丘生也要出来走过场，有大唐版群星闪耀的文人实录况味。

如果只是读唐诗，高适会被归类到与岑参并列那边。千树万树，李白则与杜甫并驾，千古流芳。但作为电影人物，他们就会被建模，有直观印象：当高适和李白是青年，杜甫还是个小孩，当二者步入壮年，杜甫还是个小青年，诗篇没有选入《河岳英灵集》。

光有唐诗，依然无法解释贯穿《长安三万里》的强烈情绪，即李白的不遇与高适的憾事。二人都在自报家门四个字面前，抬不起头来。李白一生，当他写诗，那是绝顶聪明。当他不在写诗的状态中，又是糊涂透顶。他被入世与出世的两个狂热念想，活活撕裂。前者让他干谒，入翰林院，等待皇帝垂青。后者让他修仙得道，渴望长生不老，扶摇直上。亦官、亦隐，这两样事情在当时都不奇怪。满朝上下，许多人也在外显与内隐的两条路上行进。

信奉经世致用的高适，一直旁观冷眼，自问“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吗”。直抒胸臆的李白，爱喝酒，爱交天下朋友，他表述起来“最好的朋友”，大概是等于“这是我认识的一个人”。偏偏高适不是一个难得糊涂的人，他一再受挫（历史上一度沦落到乞食），认为人生到老，还是要下苦功夫。安史之乱一到，几百年的事情一起发生，他就征战沙场，官运亨通，一路达成了唐代诗人的高位成就。晚一轮的韩愈白居易，哪怕高中进士，同样在仕途道路上，并不如意（建议有兴趣者可以读赖教授专着《唐代基层文官》、《唐代中层文官》和《唐代高层文官》）。终唐一代，谪贬之路，也是漫长、晃悠的诗歌摇篮。像后来的白居易写道“元和二年秋，我年三十七。长庆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中间十四年，六年居谴黜。”

《长安三万里》也一改《妖猫传》为李白鸣不平的说辞——即大唐有你才是了不起。电影里没有出现李隆基和杨玉环，也没有出现安禄山。李白低头认栽，他发现除了写诗这条路，其他路都不好走。电影严格限定在高适和李白二人相扑相连，诗人场域的史诗故事，在一个人人都会写诗的年代，“他们在大唐四处写诗”。高适的记忆（讲述）视角中，《长安三万里》点到他与李白相遇的生命时间节点，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植入了长安、扬州（二十四桥）、江夏（黄鹤楼），多处地点的今昔对照。它们仿佛又被残垣断壁的梁园，一个更大的兴衰成败时空所包裹。曾仗剑四方的年轻气盛，到大了肚子，松弛了肌肉，掏干了精力体魄，鬓染风霜的中老年，可谓残忍，又得在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激浪驰骋中，挣脱了肉身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