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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始终维持着它的高语境。人物的对话在缺乏前情的状态下夹杂大量代词，让观众只有通过联想和猜测才能艰难地理解人物关系。塔尔曾抱着助理说：“不要陷入任何阴谋之中”“我们三人当时那么亲密，她有些地方不太对劲”，暗示三人曾过从甚密，但关系的转折仍然隐匿。观众和克里斯塔一样处于迷雾之中，后者生前在邮件里写：“为什么她（塔尔）不和我说话？为什么她一直忽略我？为什么她不听我求救？”得不到答案的观众，只看见求助邮件被塔尔一封封删掉。

观众当然容易揣测塔尔并不是一个磊落的上位者和忠诚的伴侣，然而直到影片的最后，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证据。影片语焉不详的描写，很贴近巴赞的那句“简略是现实的缺笔，或更确切些说，是我们对现实认识中的空白”。塔尔在最亲近的伴侣面前也拒绝认罪，但在异国他乡的按摩中心，她又好像因为物化女性的场景，心生悔恨乃至狂吐不止。

当然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在无数个案例中发现，交织着爱、诱骗和欲望的性剥削的客观举证和盖棺定论本来就是困难的，但《塔尔》试图展示出的是另一面：社交媒体的情绪发酵成的运动很多时候也不需要证据确凿，这正如很多取消文化的反对者所指出的。在听证会上，塔尔指出那条被广泛传播的短视频有明显的剪辑痕迹。她得到的答复并不是沉冤昭雪，而是：“是的，我们都看得出来，但我们在乎的并不是这个。”

《塔尔》展示的是一种容易让人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的取消文化：一边是“矫枉必须过正”，一边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边是“拒绝受害者有罪论”，一边是“防止错杀、防止有罪推定”；一边是“熔炉”，一边是“狩猎”——中文互联网的使用者们都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尤其是，《塔尔》发生在后新冠时期、主人公经历过隔离，更加巩固了现实性以及和观众的共时性。

因此我觉得《塔尔》电影内外的互文更加有趣。2018年的布兰切特本人在为伍迪·艾伦的“社会性死亡”添砖加瓦后说：“我觉得法律更适合当审判，而不是社交媒体。”而四年后，她的角色站上了社交媒体的虚构审判台，感慨道：“现在这个时代，被指控的人就像有罪一样。”

传闻在电子邮箱里发酵，在新闻媒体上爆发，由深度报道发掘，最终在聊天软件里宣判旧神的死刑。

比起常规的#MeToo运动，《塔尔》的故事其实还更加复杂。和大多数传统意义上的性剥削“加害者”不同，处于漩涡中心的塔尔是女性。更准确地用她自己的话说，塔尔的标签包含“白人、中产、女同性恋者”。这其实体现了影片进一步探索更具当代意义的身份政治的决心。

让女性来演绎被审判的权力上位者，也引发了争议。很多人认为本片并不女性，也不女权。有人认为，在一个行业的实权者和主要受到指控的人是男性的情况下，让女性来承担“加害者”的角色是避重就轻、居心叵测。此外，更多观众发现，除了生理性别为女之外，塔尔几乎只是复刻了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有毒的阿尔法顺直男形象。从非常个人的体验上来说：塔尔和下属的多次对话，确实都让我联想到了亲历的一些男性主导的职场阴谋论。

塔尔的性别描绘的确可堪玩味。很多时候她倾向于否认自己的女性身份，并否认受限于此：当被问到身为女性是否感到职业玻璃天花板时，她姿态漂亮地说，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在为自己的养女出头时，她则自称：“我是佩特拉的父亲。”父权在她的潜意识里或许是一件更趁手的武器。

和很多“女强人”的脑回路一致，塔尔的性别认知浸染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她和助理聊到音乐家马勒和爱尔玛。他们是一对夫妻，爱尔玛因为家庭放弃了音乐事业。和助理对爱尔玛怀有同情心不同，塔尔认为这是“她自己放弃的，没人逼她”。越是把个人努力和成就画等号的人，往往越难意识到幸运在自己身上的眷顾，和在同类人生中的缺席。实际上我认为塔尔的社达、男性认同和潜在的厌女症，恰好很真实地反映了男权社会部分成功女性的标准思维范式——那也可能是她们的唯一出路。

《塔尔》不仅让女性扮演传统由男性承担的上位者角色，更试图引入更多元的身份维度。这与传统的二元结构有别，后者由男与女、权力上位和下位、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二元对立构成。

影片前期比较高潮的一场戏，展示了发生在塔尔和学生麦克斯之间的冲突。当被问到是否指挥过巴赫的作品时，麦克斯说：“说实话，我是个有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泛性别者，我无法接受巴赫的厌女世界观，无法认真看待他的作品。”“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他不是生了二十个小孩吗？”“但他也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我看不出来他的生殖能力和b小调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