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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那组问题：对于公众人物，尤其是艺术家，她/他个人生活上的污点和作品应不应该被分开看待，在何种程度上应该被分开看待？她/他的身份多大程度上应该被用于阐释、引申、背书或者污名她/他的事业与创作？

“塔尔派”会认为，我们应该让个人的归个人，艺术的归艺术。塔尔在和老师的交谈中提到叔本华，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戏谑的方式：“他曾把一个女人从楼梯上扔了下来。”对方则叹了口气回答：“我们仍不知道这种个人缺陷和他的工作有什么关系。”

对于塔尔来说，艺术家的个人错误当然不是与艺术毫不相关，但至少应该区分不同的等级、对艺术家和艺术施加不同的影响。比如当一个指挥家支持纳粹，那是不能容许的。但“不得体的***”和支持纳粹，则显然不能混为一谈。

而以麦克斯为代表的“当代派”则会认为，身份政治应该作为一个更明显的维度参与到艺术品评的过程中。他们用艺术凸显身份认同，用取消文化威胁“不良艺术家”，有时也会出现“用清朝的剑斩明朝的官”的时代错误。塔尔在和麦克斯的交锋里就质问对方：“谁能做决策？”谁来决定谁的身份比谁更正确？

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塔尔论点的矛盾性：那么，又是谁决策一个支持纳粹的艺术家就一定比有“不得体的***”的同行更值得谴责？被塔尔认为理所当然的预设，本身也是某种人为建构的价值判断。只是塔尔就成长在这种建构里、受益于此。她站在旧秩序的一边，并认同这就是艺术的神龛所应有的样子。

在电影里，也不是没有人直接指出塔尔的矛盾。克里斯塔在邮件中写道：“Why do I have to beg for her to be a human?（为什么我要求她，她才能做个人呢？）”在这一刻，塔尔完美的外壳出现了裂痕。原来，主导着极富人文主义精神的音乐演奏，她却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流露出与音乐的精神背道而驰的、“非人”的一面。

又或者，有很多罪恶，本来就藏在冠冕堂皇的艺术鉴赏之下。就像《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的李国华，他背诵的《长恨歌》和引用的“娇喘微微”，就是承装着肮脏欲望的特洛伊木马。

无论是艺术的评判还是道德的评判，无论哪一派的身上，都贴着客观与正义的标签。但实际上可能只有一点亘古不变：主导它们的，是权力的斗争。米兰·昆德拉在《帷幕》一书就指出，美学评价的本质是一场“赌博”：

“艺术作品的价值总是在被人质疑，被人维护、评判、再评判。但如何评判它们呢？在艺术的领域内，对此没有确切的标准。每一个美学评判都是个人的赌博。但这种赌博并不囿于它的主观性，它在与别的评判相撞击，试图被人承认，期望达到客观性。”

人的关系决定了艺术的关系。或者不如说，没有一种艺术能真正脱离了人而“客观地”存在。这大概也是《塔尔》的题中之义。所以我们看见的塔尔更多时候像是卖弄权术的政治家或施展魅力的交际花，而非不谙世事的艺术家。乐团的成员们也更关心升格、降职、组织架构调整，而不是精进演奏能力。

我觉得很妙的一场戏就是，塔尔在楼梯上滑倒后，还是坚持参与彩排。雄浑的音乐响起，但只有她全情投入演奏（可能是沉溺于自我意志的实现，也可能是假装投入以粉饰太平），因为台下的所有乐手都盯着她的满脸伤痕看，表情焦虑而犹疑。比起音乐，他们更急切地想读懂始于青萍之末的风向。

影片的结尾因此耐人寻味：众叛亲离的塔尔来到东南亚。她成为一个学生乐团的指挥。最后一幕里她指挥大家演奏电子游戏配乐，而台下的观众都戴着动物的头套。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它可能标志着塔尔从西方正典被放逐，彻底从神坛上跌落。它也可能意味着在经过反思后（指在塔尔奔出按摩店在路边呕吐），她开始把自己内心的秩序向新的力量敞开。

但无论是哪种解读，它都意味着新的规则已经势不可挡地来了，且势必要和旧的秩序相逢。我们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注定要把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赌局”重新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