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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正淳：“陆氏之说如何？”曰：“癸卯相见，某于其言不无疑信相半。”曰：“信是信甚处？疑是疑甚处？”曰：“信其论学，疑其诃诋古人。”曰：“须是当面与它随其说上讨个分晓。若一时不曾分疏得，乃欲续后于书问间议论，只是说得皮外；它亦只是皮外答来，越不分晓。若是它论学处是，则其它说话皆是，便攻诃古人今人，亦无有不是处；若是它诃诋得古人不是，便是它说得学亦不是。向来见子静与王顺伯论佛云，释氏与吾儒所见亦同，只是义利、公私之间不同。此说不然。如此，却是吾儒与释氏同一个道理。若是同时，何缘得有义利不同？只被源头便不同：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又曰：“它寻常要说‘集义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说成‘袭义而取’，却不说‘义袭而取之’。它说如何？”正淳曰：“它说须是实得。如义袭，只是强探力取。”曰：“谓如人心知此义理，行之得宜，固自内发。人性质有不同，或有鲁钝，一时见未到得；别人说出来，反之于心，见得为是而行之，是亦内也。人心所见不同，圣人方见得尽。今陆氏只是要自渠心里见得底，方谓之内；若别人说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别人说出，便指为义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说。如‘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与‘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则一也。岂可一一须待自我心而出，方谓之内？所以指文义而求之者，皆不为内？故自家才见得如此，便一向执着，将圣贤言语便亦不信，更不去讲贯，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专主‘生知、安行’，而‘学知’以下，一切皆废。又只管理会‘一贯’，理会‘一’。且如一贯，只是万理一贯，无内外本末，隐显精粗，皆一以贯之。此政‘同归殊涂，百虑一致’，无所不备。今却不教人恁地理会，却只寻个‘一’，不知去那里讨头处？”□。必大录云：“先生看正淳与金溪往复书云云，‘释氏皆空’之下有曰：‘学所以贵于讲书，是要入细理会。今陆氏只管说“一贯”。夫“一贯”云者，是举万殊而一贯之，小大、精粗、隐显、本末，皆在其中。若都废置不讲，却一贯个甚么？学要大纲涵养，子细讲论。尝与金溪辨“义外”之说。某谓事之合如此者，虽是在外，然于吾心以为合如此而行，便是内也。且如人有性质鲁钝，或一时见不到；因他人说出来，见得为是，从而行之，亦内也。金溪以谓，此乃告子之见，直须自得于己者方是。若以他人之说为义而行之，是求之于外也。遂于事当如此处，亦不如此。不知此乃告子之见耳。’必大因言：‘金溪有云：“不是教人不要读书，读书自是讲学中一事。才说读书，已是剩此一句。”’曰：‘此语却是。’必大又言其学在践履之说。曰：‘此言虽是，然他意只是要践履他之说耳’。”
禅学炽则佛氏之说大坏。缘他本来是大段着工夫收拾这心性，今禅说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见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细密，今禅说只一向粗暴。陆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把许多粗恶底气都把做心之妙理，合当恁地自然做将去。向在铅山得他书云，看见佛之所以与儒异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义。某答他云，公亦只见得第二着。看他意，只说儒者绝断得许多利欲，便是千了百当，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这气禀不好，今才任意发出，许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气有不好底夹杂在里，一齐羇将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静书，只见他许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这样，才说得几句，便无大无小，无父无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看来这错处，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性。又曰：“‘论性不论气，不备。’孟子不说到气一截，所以说万千与告子几个，然终不得他分晓。告子以后，如荀扬之徒，皆是把气做性说了。”贺孙。
迎而距之。谓陆氏不穷理。方子。
子静“应无所住以生其心”。闳祖。
子静寻常与吾人说话，会避得个“禅”字。及与其徒，却只说禅。自修。
吴仁父说及陆氏之学。曰：“只是禅。初间犹自以吾儒之说盖覆，如今一向说得炽，不复遮护了。渠自说有见于理，到得做处，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则喜，异之则怒。至任喜怒，胡乱便打人骂人。后生才登其门，便学得不逊无礼，出来极可畏。世道衰微，千变百怪如此，可畏！可畏！”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