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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熙宁至靖康用人
问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聪明绝人，与群臣说话，往往领略不去；才与介甫说，便有‘于吾言无所不说’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欢。向见何万一之少年时所着数论，其间有说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当国以来，庙论主于安静，凡有建明，便以生事归之，驯至后来天下弊事极多。此说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时节！国势却如此缓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气要改作，但以圣躬多病，不久晏驾，所以当时谥之曰‘英’。神宗继之，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难得恰好，却又撞着介甫出来承当，所以作坏得如此！”又曰：“介甫变法，固有以召乱。后来又却不别去整理，一向放倒，亦无缘治安。”儒用。以下荆公。
论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术不是，后来直坏到恁地。问：“荆公初起，便挟术数？为后来如此？”曰：“渠初来，只是要做事。到后面为人所攻，便无去就。不观荆公日录，无以知其本末。它直是强辩，邈视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语。”问：“温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见荆公不是，便倒一边。如东坡当初议论，亦要变法，后来皆改了。”又问：“神宗元丰之政，又却不要荆公。”曰：“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又问：“明道横渠初见时，皆许以峻用。后来乃如此，莫是荆公说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适说徐子宜上殿极蒙褒奖，然事却不行。”曰：“设使横渠明道用于当时，神宗尽得其学，他日还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虽欲自为，亦不可。”又云：“富韩公召来，只是要去，语人云：‘入见上，坐亦不定，岂能做事？’”某云：“韩公当仁庙再用时，与韩魏公在政府十余年，皆无所建明，不复如旧时。”曰：“此事看得极好，当记取。”又问：“使范文正公当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须更精密似前日。”可学。
“荆公初作江东提刑，回来奏事，上万言书。其间一节云：‘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养廉，必当有以益之。然当今财用匮乏，而复为此论，人必以为不可行。然天下之财未尝不足，特不知生财之道，无善理财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后来才作参政第二日，便专措置理财，遍置回易库，以笼天下之利，谓周礼泉府之职正是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为天下之货有不售，则商旅留滞而不能行，故以官钱买之，使后来有欲买者，官中却给与之，初未尝以此求利息也。”时举云：“‘凡国之财用取具焉’，则是国家有大费用皆给于此，岂得谓之不取利耶？朝廷财用，但可支常费耳。设有变故之来，定无可以应之。”曰：“国家百年承平，其实规模未立，特幸其无事耳。若有大变，岂能支耶？神宗一日闻回易库零细卖甚果子之类，因云：‘此非朝廷之体。’荆公乃曰：‘国家创置有司，正欲领其繁细。若回易库中，虽一文之物，亦当不惮出纳，乃有司之职，非人君所当问。若人君问及此，则乃为繁碎而失体也。’其说甚高，故神宗信之。”时举。
“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道夫问：“新法之行，虽涂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来有害。若使明道为之，必不至恁地狼狈。”问：“若专用韩富，则事体如何？”曰：“二公也只守旧。”“专用温公如何？”曰：“他又别是一格。”又问：“若是二程出来担负，莫须别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须还他全别，方得。只看他当时荐章，谓其‘志节慷慨’云云，则明道岂是循常蹈故块然自守底人！”道夫。
吕氏家传载荆公当时与申公极相好，新法亦皆商量来，故行新法时，甚望申公相助。又用明道作条例司，皆是望诸贤之助，是时想见其意好。后来尽背了初意，所以诸贤尽不从。明道行状不载条例司事，此却好分明载其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