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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院线片里，有一部喜欢“国产文艺小片”的观众不该错过的电影：《拨浪鼓咚咚响》。

这部芦苇监制、白志强执导的电影，在一众春节档、漫威大片的“夹击”之下，也许很难获得市场足够多的关注。但我仍想推荐给那些有机会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观众：它值得入场。

原因很简单。在类型风格层面，这是一部“半路父子”找寻、迷茫、和解的写实主义情感向公路电影。天然朴素的生活题材与尊重现实的创作理念，让它频频获得国内影展的认可，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FIRST影展，迷影精神赏华语新电影十佳。

而再往下挖，它还以毫不晦涩的方式，带出了城乡社会文化图景的深度观察。

故事从货车司机苟仁的视角讲起。他是个穿梭在各村镇间的卖货司机，在途中遇到了毛豆。毛豆是村里典型的留守儿童，奶奶到了风烛残年之际，父亲外出打工没了消息。春去冬来，毛豆的父亲一直没有回家。

奶奶去世后，毛豆偷偷躲进了苟仁货车的后备箱，要去城里找爸爸。还没躲多久，贪玩的他就燃起了一连串的鞭炮，直接把苟仁的一大批货烧得精光。

苟仁一算货款成本，几千块就这么搭了进去。为了拿回货款成本，苟仁只能带毛豆去城里找他的爸爸索取。

在上路的过程中，他的人生故事也一点点被揭晓了出来——当年，儿子的救命钱被好友骗光，生重病的儿子因为无钱医治，小小年纪就离开了人世。他在村镇间卖货，其实就是为了找到当年骗钱的好友，为儿子复仇。

苟仁失子，毛豆寻父，两个主要人物在这趟旅途里的关系，就这样确立了下来。他们也从彼此拉扯的冤家，成了一对“半路父子”。两人间的关系如何在一点一滴间逐步转变，镜头又捕捉到了什么样的社会图景，成了《拨浪鼓》最主要的看点。

换言之，《拨浪鼓》最耐人寻味的，不在于他们能不能找到自己想找的那个人（父亲/仇人），也不在于故事的悬念，而在于片子里不断涌现出来的那些小细节。这些细节需要的是精良的电影技巧、情感真挚的演员表演，而更重要的，是主创拥有那些足够真实的生活体验。

白志强导演提到，自己曾经因为拍摄纪录电影《边走边唱》，他凑巧借宿在当地的一个学校，才知道学生全是贫困线上的留守儿童，其中三分之一是孤儿和单亲。“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脖颈上黑黑的……当问到孩子们家况时，他们纷纷低头落泪。”

有个孤儿的故事尤为牵动白导的心。他私自跑出去找爸爸，但他并不知道，“他爸在外地跑车拉煤，其实是骗他的话。他的爸爸开着货车坠崖而亡，天真的孩子依旧憧憬能坐在爸爸的肩膀上看烟花。”

这个孤儿的故事，其实就被白导化用到了毛豆身上。悲伤的家庭巨变，亲人的相继离世，被克制的笔法所构建。

两个主角类似亲情的关系，也在此基础上逐渐展开。在机缘巧合的相遇里，感情借由冲突而产生，又在离别中落幕。他们在其中不断反抗，又不断妥协，最终被时代裹挟。电影的镜头简洁、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些边缘群体人物身上，反映着的“缺失感”。个人命运的悲剧与时代的变迁，在他们身上压下了不可忽视的印记。

无论是像毛豆这样的留守儿童，面临到的这种物质与情感的双重匮乏；还是像苟仁一样，在城乡结合部边缘地带艰难生产的中年男人，他们几乎是丧失希望地活着——两者初始的生活状态，都透露出一个挺需要被大家关注到的问题，那就是边缘群体的弱势与无助。

白导直接将摄影机架在了自己的陕北家乡，不加任何粉饰。公路片的剧作架构，除了塑造两位主角的关系演进，也将社会图景锁定在乡野与城镇之间的地带，使空间地域成为了电影的“另一个主角”。

尘土飞扬的公路、颠沛泥泞的盘山路，西北村落与城镇酒店的二元对比，都为影片构成了一种不断流动的矛盾特质。留守儿童、农民工讨薪、贫富差距悬殊等问题，都被点了出来。

苟仁开着的那辆“移动百货超市”，一个喇叭不间断播放着：“蔬菜瓜果米面油，日用百货全都有”。这些传统生活的符号，是每个人的生活所需，但像苟仁这样的人，却已处于被大众逐渐遗忘的阶段。他没有消失，只是无法发出个体的声音。

因此，老生常谈却依旧重要的是——发声。苟仁与毛豆的生活日常与精神状态，并不是我们国内大银幕常能关注到的内容。《拨浪鼓》也是一部近半年来我们都没见到过的院线片。它是边缘的，很残酷，却又很温暖。

哪怕两位主角面临的现实都是痛苦的、不堪的，但情感仍然能在阴翳里透出光亮，在角落里被无声地传递。一个丧父，一个失子，人与人之间互相共鸣的经历与体验，为这部电影带来了举重若轻的力量。

《拨浪鼓》讲的，是我们要在这种泥泞的世界里，继续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下去。哪怕踉踉跄跄，哪怕眼前是一片肮脏，你也总能等到世界突然变得美好的瞬间。人在痛苦中，要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生存下去，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总有一天要面对的命题。

与此同时，借助这场旅途，《拨浪鼓》也带出了一个议题：当代现代化社会的快速更迭下，人们处世规则改变与情感力量的不变。

当真情被金钱的换算所淹没时，当生活成为“一地鸡毛”时，电影告诉我们：还有人站在这片土地上，维持与保有着那些最珍贵的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