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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总觉得拍电影和一只鸡下蛋很像。他们都从受精、怀孕、下蛋，然后到“咕咕叫”着宣传，然后颤颤巍巍的交付质量检测，再紧接着快马加鞭的流到市场，生怕过期，最终送到影厅被观众分而食之。观众议论着它的咸淡辛辣，而评论家们则忙着化验它的营养成分。

既然蛋被定义为食物，就存在众口难调的问题，很难为鸡。鸡也为难，因为蛋下得好不好，首先议论的是鸡。下的蛋卖不卖得好，价钱贵不贵，决定了鸡值不值钱。下的蛋多了怕营养跟不上，蛋下得少了怕产量跟不上，鸡很恐慌。鸡生蛋，蛋孵鸡，二者是要命的共生关系。一但下不了蛋，鸡就失去价值，从此销声匿迹。你说做个野鸡挺好，但你忘记狐狸、狼和猎人都虎视眈眈，别说保护蛋了，有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只鸡，下蛋是你的职责，逃不掉的，要不鸡们都会看不起你。生活教会鸡们内卷和进化，发展出来母鸡中的战斗机，而我咋还是那只土鸡。你看，多像拍电影。

所以说导演是鸡，电影是鸡蛋，哈哈，我可不是脱口秀的李诞，就此打住，不再扯淡。

那么到底我是只什么鸡呢？又是怎样孵化《拨浪鼓咚咚响》这颗蛋的呢？让我“咕咕叫”几声。言归正传吧！

电影缘起

我的家乡在黄土高原腹地，看过电影《黄土地》的朋友应该有些视觉印象。这片土地苍凉而厚重，苍凉源于他的贫瘠，厚重源自他的苦难。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古装电视剧里那些被从汉唐的长安发配边疆的所谓“边疆”居然是我的故乡。苦难造就了善良，也催生了应对苦难的生活方式。陕北盲艺人也由此催生。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没了受众的盲人说书也即将消亡，我觉得我要纪录下这个卑微的群体和他们的情感故事，我认为影像不仅在于取悦当代，更重要的是书写历史。

也正因为拍摄这部纪录电影《边走边唱》，我凑巧露宿在当地的一个学校，才知道这个学校的学生竟然全部是贫困留守儿童，其中三分之一是孤儿和单亲。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脖颈上黑黑的，有的孩子鞋都是反着穿。当我问到孩子们家况时他们纷纷低头落泪，那个画面让我至今难忘。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能平复我的心情。

我们拉朋友成立了“星星火——贫困留守儿童志愿队”，凑钱做些捐赠活动。在这两年帮扶工作当中也了解到更多的情况，熟知了一些故事。记得有个孤儿小凯（化名）在地上写了“爸爸我想你”，跑出去找爸爸，但他并不知道，说是他爸在外地跑车拉煤，其实是骗他的话。他的爸爸开着货车坠崖而亡。天真的小凯依旧憧憬能够坐在爸爸的肩膀上放烟花。那一刻，我明白比起物质匮乏，更严重的，是孩子们的情感缺失。他们缺少关爱，没有对未来的憧憬，更缺少希望。

我暗自决定一定得为他们发声，拍摄一部讲述他们的电影。大家建议拍摄一部纪录片，但考虑到纪录片播出后可能会给孩子们的将来带来困扰，我就萌生了拍摄一部剧情电影的想法。

我想我们应该把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平凡的人，如野草般世代更替的普通面孔搬上大银幕，毕竟小人物才是这个世间的大多数，我们应该为他们代言，为他们发声，拍出真正属于我们芸芸众生的主旋律。

俗话说，想好就干真把式。2018年初，一过完年我就整装行囊住进了秦岭石砭峪青岔村，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闭关写作。

苟且之仁

电影中小主人公毛豆就是这群留守儿童大军中的一员。毛豆内心如一张白纸，外出“寻父”便是寻找希望，而父亲的失踪也可以说是希望的终结。

既然我想给毛豆一个希望，必然会有人带他踏上这段梦幻之旅。在毛豆的世界里最有可能的就是开着货车四处卖货的苟仁。苟仁一定与毛豆的世界观不同，他是凶恶的，冷漠的，绝望的。当然，他并非生来如此，是他的惨痛经历和日益自私化的社会环境改变了他曾经的善良。我希望观众从这个人物身上，看到身边的某些真实人物的影子。

我想到了我的发小，出租车司机惠王军。军形象粗犷，但内心极其善良，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外表和内心反差最大的。他自幼聪慧，也喜欢表演小品，中学时他的父亲遭遇意外，迫使身为长子的他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后来认识了他的妻子组建了温馨的家庭，生下一子。不幸的是孩子患病，他只能四处求医，债台高筑，无奈变卖仅有的家产，病没有治好，得到的却是妻子的离婚协议书。就连亲人朋友都害怕他来借钱，见而还走。那是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